結語

從上述新約學者的研究可知，羅馬書十三章1至7節的處境因素是不容忽視的。[1] 經文呈現的偶發性──政治現實、族群猜忌、社會動盪、教會的組成、保羅的宣教計劃等，都清楚說明保羅絕非為政權、國家、甚至任何形式的領導（包括教會領袖！）的合法性宣告絕對和不變的教義。

羅馬書的特定背景，使這書卷只講公允稱職的政權，沒有觸及掌權者不公不義的情況（如賞惡罰善），也沒有提及當權者與被統治者發生衝突的可能性。嚴格來說，保羅並沒有觸及地上權柄的界限。所以，若憑經文的表面意義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所有權力都必然有神聖基礎，無疑是穿鑿附會、扭曲經文，甚至違反追隨基督的信仰生活。但在漫長的教會歷史裡，這樣的例子並不罕見。[2] 新約學者古爾曼（Oscar Cullman）曾言：「每當基督徒因為追隨基督而抗議國家政權的獨裁宣示，政權的代表或為他們跑腿的神學人通常會訴諸保羅這段經文，彷彿基督徒必須讚許、甚至縱容獨裁政權的惡行。」[3] 反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（apartheid）的布爾撒牧師（Rev. Allan A. Boesak），其經歷是近代歷史印證古爾曼講法一個活生生的說明：

1977年10月，南非安全警備署（South African Security Police）第一次到訪。他們從三時半開始，一直留在我家到七時。一位自稱是基督徒的警備署隊長，也是白人荷蘭改革宗教會（white Dutch Reformed Church）的長老，指責我長久以來與政府頑抗：「既然你明白羅馬書第十三章的內容，你怎可以一直在幹這種事？」在隨之而來接近一個小時的對話裡，我無法說服他。對他和南非境內數以百萬計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而言，羅馬書第十三章的教導清楚不過：人必須對政權完全、毫不含糊、堅定不移地順服。[4]

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年日裡，前南非總統博塔（P. W. Botha）也曾引用羅馬書第十三章這段經文，嘉許那些「支持」南非白人政府的信徒為「愛和尊敬主教、有真摯健康的生活、守法紀、服權柄……聖經給世界裡的政權和被管治者一個信息，所以我們在羅馬書第十三章讀到人人都當順服掌權者。沒有權柄不是來自神的。對守法之人而言，統治者並不可怕，對違法者卻不然。行正事你自然得到掌權者的嘉許，他是神為你們的好處而立的用人」。[5]

南非白人政權所謂的聖經基礎，不過是基於七節經文的偶發背景（contingent background），完全忽略、逃避了新約正典整體的一貫核心（coherent core）──神才是至終順服的對象。事實上，保羅在羅馬書十三章1至7節所講的，是就特別處境的體會和計劃而作的牧養勸勉和修辭，甚至可能是刻意低調，或有難言之隱，以免教會這弱小群體招惹權勢的猜疑迫害。[6] 畢竟，在保羅的時期，羅馬政權已經建立了一個情治系統，以整肅謀反叛逆之徒。[7] 由此可知，保羅絕非為政教關係宣告準確、宏觀的神學或倫理系統，他既沒有將視線放於羅馬城之外，也不企圖作超越時空的講論。[8] 正如朱偉特所言，保羅的教導背後的宣教動機固然可嘉，但他對政權的描寫還未能顯示羅馬政權可怕的一面。[9] 羅馬書寫成後十年左右，羅馬君王尼祿（公元54-68年在位）就以基督徒為代罪羔羊，大肆迫害，連保羅自己也殉道於羅馬。若單以羅馬書十三章1至7節作為政教關係的聖經和神學基礎，無疑犯了以偏概全的謬誤。